我与《方圆》杂志的缘分，始于2018年12月。
在检察日报社、方圆杂志社共同举办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暨检察机关恢复重建40周年诗歌征文”活动中，我的诗歌《张晓荷》获得优秀作品奖。从此，我爱上了《方圆》这块园地，积极为其撰稿，曾经3次被《方圆》评为年度“优秀通讯员”。我撰写的《父亲的百宝箱》《斯琴高娃：孩子们的事，就是我的事》等法治故事颇受好评。
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2023年10月，我在《方圆》杂志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蹊跷！盗墓者拨打了报警电话》的案例报道。这篇5600多字的报道，不仅真实讲述了发生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的一起离奇盗墓故事，还再现了敖汉旗检察院检察官刘颖在办案中认真严谨履职，追诉漏犯的情节。文章发表后，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央广网、中国新闻网、瞭望智库等多家媒体同步转载了这篇报道，点击率连连飙升。因为深度参与这起案件的报道，其中的付出和收获，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每一起案件，都是一种宝贵的资源
写这个报道，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一个人，要写好法治报道，光靠“等”线索是不行的，作者需要有敏锐的主动发现意识。
这起重大盗墓案的报道线索来源于央视的一个节目。2023年8月的一天，央视新闻播发了一则题目为《9人组团盗墓一无所获，3人中途中毒死亡》的法治报道。这起案件，就发生在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镇。当时，盗墓团伙盯上了一座古墓，盗掘时，因为使用抽水机致使墓穴内一氧化碳超标，3名团伙成员当场死亡，其他人无奈拨打报警电话自首……
一般说来，人家嚼过的馍，再嚼就没有滋味了，更何况是央视新闻这样的权威媒体报道过的。但是，作为一名扎根检察系统多年的老通讯员，职业敏感性告诉我，这样一起大案，央视的报道线索来源于公安战线，主要讲述了公安机关的办案经过，但关于检察环节的内容却很少：敖汉旗检察院在审查起诉、出庭支持公诉等环节做了哪些不为人知的工作？这里面有没有更多故事可挖掘？
带着疑问，我立即打通了敖汉旗检察院相关同事的电话，询问这起案子的承办人。当我得知检察官是刘颖的时候，心里很高兴。我知道，刘颖是敖汉旗检察院一名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女检察官，办理过许多大案要案。于是，我赶紧抽时间到敖汉旗检察院采访她。
“你说的这个案子，虽有蹊跷，但就是一起普通的盗墓案，有啥可报道的？再说，央视都报道过了，咱们再说也没啥意义啊。”刘颖听说我要报道这个案子，直接给我泼了一盆冷水。
而我则不甘心，启发刘颖说：“这样一起大案，难道咱们检察官就没起到什么作用吗？”听我这么一说，刘颖有些急了：“那倒不是，我们不仅提前介入了案件，还亲自去了现场。经过调查和询问，还追诉了2个人……”
“啊……追诉？快说说怎么回事?”刘颖的话，让我为之一振，觉得这起案件背后，一定隐藏着检察人忠诚履职的故事。
于是，刘颖详细向我讲述了她如何反复甄别，确认盗墓贼曾经3次盗墓的情形。她认为，3次参与盗墓的人员不尽相同，但当时的公安机关仅移送起诉6人，而曾参与前两次盗墓的郎某乙和张某某并不在移送之列。因此，他们依法向侦查机关制发《补充移送起诉通知书》，追诉两名漏犯。
“太好了，我们应该抓住这个点，先把新闻写出来……”
“可是，我不会写新闻啊！”
“没关系，我们一起来写。”
于是，我俩合作，趁热打铁，一篇《盗墓引发事故,一案牵出三次盗墓》的报道，首先在2023年8月22日的《检察日报》二版登载出来。
“哇！我们的文章上《检察日报》了，真了不起！”刘颖当时很兴奋，激动万分。
每一个检察故事，都包含着一种深度的思考
这件事对刘颖的触动很大，让她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有价值。而对于我来说，觉得这样的好素材，仅仅刊发在《检察日报》上是不够的，要尽快写出更加深入的报道，通过《方圆》杂志，让更多人了解故事真相，体会检察人的良苦用心。
于是，我抱来一大摞《方圆》杂志给刘颖，告诉她，《方圆》杂志常年聚焦检察一线，深耕大案调查、司法人物、民生法治等深度纪实报道，是政法系统权威普法宣传刊物。我们应该把这个关于“追诉盗墓漏犯”的故事写得更深入，更生动，通过《方圆》杂志，让更多人了解我们的检察初心。
听了我的话，刘颖信心大增，主动对我说：“这些日子，我读了很多《方圆》杂志里的许多故事，这一次，我也想试试，如果写得不行，你再给我改改。”
几天后，刘颖果然把稿子拿给我看。因为还不习惯“讲故事”，她的稿件有点像案情报告。看她一脸迷惑的样子，我就把她请到我的电脑旁，当面给她敲打出第一段：
“凌晨6时许，一个电话打进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公安局。报案人声音微颤着说：‘我们在山上挖古墓，有三个伙伴好像死了，我们要投案自首。’接到电话后，民警立即行动，赶往电话里所说的地点……”
我告诉刘颖，案例故事要好看，一定要写一个足够吸引人的开头。然后，再用“剥洋葱”的方式将办案故事娓娓道来。
“我有点懂了，这样写，就能很快抓住读者的阅读兴趣了。”刘颖好像一下子悟出了故事的讲述之道。
我告诉她，像这样的案件报道，应该有明暗两条线：一条线写清楚盗墓案件的经过，让人看清楚盗墓者如何因为贪婪而一步步走上违法犯罪道路的；另一条线要写好咱们检察人是怎样自始至终用严谨认真的态度，克服困难，忠诚履行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的。我还告诉她：“只有心中始终揣着公平正义的标尺，才能办出人民满意的好案子，有了好案子，才有好稿子。”
听了我的话，刘颖频频点头。她深有所悟地说：“看起来，我们办案人，在办理每一个案子的时候，不仅要知细节，更要明其宗，懂其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抓住案件的实质，达到高质效办案的目的。”
看刘颖一脸释然的样子，我也暗暗为自己高兴。我觉得，作为一名优秀的通讯员，不仅要自己成为一束光亮，也要引领更多人发光。
后来，这篇题为《蹊跷，盗墓者拨打了报警电话》的文章很快就在《方圆》杂志上登载，成为一篇传播较广的作品。
每一次自我反思，都是一次思想境界的提升
令我高兴的是，通过深度参与检察故事的写作，刘颖办案更审慎，更喜欢思考，也经常写办案手记。2026年，在办理一起涉案金额490万元的诈骗案时，她并没有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而是通过深挖细查，发现有一名成员有隐瞒犯罪所得24万元的事实，遂对该犯罪嫌疑人进行了追诉。从此“多思一层，多想一步，多做一点”这“三点式”成了她办案的法宝。
现在，刘颖已经成为《方圆》杂志的忠实读者，不仅自己阅读，还推荐给朋友们阅读。我希望，今后检察战线有更多像刘颖这样，通过深度参与《方圆》杂志创作而不断进步的办案能手涌现。
也许，刘颖的进步只是一个特例。但是我认为，一篇好的检察报道或者好的检察故事，在教育人、激励人、鼓舞人、引导人方面，的确有着深远的影响——我很荣幸，我曾经并正在参与其中。
刘颖从“没啥可写”到“悟出办案之道”，改变的不仅是一篇稿子的写法，更是一种办案自觉。而我，从一名埋头写稿的通讯员，成长为一名能带动他人讲好检察故事的老通讯员，改变的不仅是对“讲好故事”的把握，更是对法治宣传的理解：案件会结案，办案故事会刊发，但对事实的敬畏、对法律的忠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应当始终延续下去。
我爱《方圆》杂志这个鲜活、富有生命力的平台！
我祝愿我深爱的《方圆》杂志越办越好！
